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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人住的地方大概都会出土中国瓷器

典藏2020-10-12 12:05:01



日本学者的中国陶瓷考古之路


若是对中国陶瓷史相关研究有点熟悉的人都知道,森达也在中国陶瓷研究领域有贡献卓越,研究领域包括中国青瓷、华北陶瓷及外销贸易瓷等;但没想到的是,过去的他其实专做日本古坟时代的考古。森达也表示,自己在高中时期便对考古有兴趣,但没有实际参与;真正一头栽进考古世界,是他18 岁那年。1979 年森达也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就读,隔月便正式随着考古俱乐部下考古工地,大学期间曾参与日本关东地区多个考古发掘。对于中国陶瓷产生兴趣也是在这个时期,森达也说:“1979 年8 月我到日本镰仓的考古工地,除了发掘了龙泉青瓷外,在黄昏的海边也采集了很多中国陶瓷。这些瓷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而且还这么漂亮。”他于1984 年以学士论文《从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前期的关东地域陶器的研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史学科日本史专攻。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东京都日野市教育委员会文化财班,森达也回想道:“报到的当天下午,我就被要求马上下工地。”当时他所负责的工地为日野市南広间地遗址,此遗址橫跨了绳文、奈良、平安时代,一直到中世、近代,1984到1994 年间森达也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挖掘,此外,1988年第一次的中国之旅、1989 年的泰国之旅,则是他首次的海外调查行程,十年间他也到过东非的肯亚;于1991 年发表的《東囯における古墳出現の一樣相》是他告別古坟时代研究前的最后一篇研究文章。这段时间的研究转折,对于森达也来说可谓重要非凡,他如此回忆:“当时很多人说我是笨蛋,应该要继续研究古坟时代,但是我不后悔。”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改走中国陶瓷研究之路,他则提到当时在日野市南広间地遗址碰到的自然地理学专家,这些专家可以靠着一套理论走遍全世界,让他心生羡慕:“我认为这是理想的研究方式,后来我选择了中国瓷器,世界上有人住的地方大概都会出土中国瓷器。现在我走到哪个遗址都可以马上工作,不清楚时代的遗址也可以用出土的中国瓷器来定年,各地考古学者都很欢迎我。”勤跑海外,森达也自己统计自1995年起,至今已探访中国窑址不下百次,其次经常拜访台湾、韩国、东南亚、中东波斯湾沿岸等地,甚至最近更驻足美国、墨西哥。

 

1992 年森达也入学早稻田大学硕士班,1995 年硕士毕业。毕业前夕、1994 年的某一天,他接到日本陶瓷史研究大前辈龟井明德打来的一通电话,问他有没有意愿前往当时爱知县陶磁资料馆(现为爱知县陶磁美术馆)担任学艺员,思考一夜后,森达也接受这份工作,正式踏入博物馆界。从考古工地转移到博物馆,工作內容也从采集文物变成研究与举办展览,在博物馆界的22 年间,森达也策划或与他馆合作举办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展览。1996 年爱知县陶磁资料馆“吴州赤绘・吴州染付・饼花手”展览是他策划的第一个学术型展览,在此之后包括1997 年“耀州窯:中國中原い華ひらいた名窯”、1998 年“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1999 年“宋磁展神品とよばれたやきもの”、2004 年“唐三彩展:洛陽の夢”及2005 年九州国立博物馆开馆纪念特別展“中国・美の十字路展”等(图1),展览一档接一档,森达也打趣地坦承:“当时就是一边做展览的准备,一边做展览相关的研究,到处考察,其实大部分这些展览都是我自己想做的题目。”


1/ 2015 年出版的森达也博士论文《中国青瓷の研究―編年と流通》


2000 年森达也申请至金泽大学攻读博士,于2012 年以论文《中国青瓷の研究》获取博士学位(图2),并在同年获颁“小山富士夫纪念赏・褒章”,此为日本国內陶瓷研究的最高荣誉。2015 年森达也离开了工作22 年的爱知县陶磁美术馆,转战至冲绳县立艺术大学,他说最初会有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持续关注冲绳地区的考古出土,此外他也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从18 岁到现在,在不同阶段我都会设定目标,然后尽力去达成。而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会觉得需要去培养年轻学子。学习过的事物和走过的路,一定要传给下一代。”


2/ 森达也协助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举办的开馆纪念展“中国・美の十字路展”,并出版图录

 

森达也表示,考古常常是“去国外只看垃圾”,但这些“垃圾”非比寻常、意义非凡。同时,他也提醒考古所的同学,他过去走过的路,不一定就是大家要走的路,但日本的考古学者也愈来愈多像他这样,边工作边攻读硕博士,提供学生另一条选择的道路。

葡萄牙人的足迹

明末华南三彩的生产与流通


森达也对于中国陶瓷史研究涉入甚广,可以从其他两场演讲讲题看出。5 月3 日于“中研院”史语所讲“明末华南三彩的生产与流通”,在演讲开头便指出,在日本关于“华南三彩”的概念,早期可见于前述之著名日本陶瓷史研究学者龟井明德发表之《明代華南彩釉陶をめぐる諸問題・補遺》,文中除列举出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出土有明代华南三彩的遗址,并大约推断这类文物制作时间约略始于15 世纪中叶,并在16世纪达到鼎盛。

 

在此基础上,森达也更加深入探讨。华南三彩最早应是滥觞于宋元时期,他提到此时福建晋江磁灶窑、福建南平茶洋窑、福建武夷山五渡桥窑,都可见到相关的黄绿铅釉作品。而明代华南三彩可分为陶胎、硬质胎及瓷胎三种:陶胎产品主要为五系罐、盘、水滴、执壶、瓶等,硬质胎则有盘、碟等,瓷胎即如景德镇窑所产之法花。

 

从此延伸,演讲进入核心问题,关于明代华南三彩陶胎中五系罐的生产地点、时间等探究。五系罐(Tradescant  Jar)为华南三彩中特殊的品类,器形固定为短颈、肩部附系、器腹上宽下窄的平底罐,当中还有几个特殊之处,包括器底中央处略凹陷、器罐内壁涂有铁泥,同时器外壁装饰为三贴花纹饰等(图3)。森达也指出,这类五系罐于日本大阪、长崎、大分等地区皆有出土外,海外于中国澳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葡萄牙等地亦有所见,当中不乏为沉船出水,如知名的San Diego 沉船(1600 年沉没)、葡萄牙里斯本附近的Nossa Senhora dos Mártires(1606 年沉没)等,都可见到华南三彩五系罐的踪迹。藉由日本及海外出土地点的排比,森达也得到一个结论:五系罐的流通应与葡萄牙、西班牙的商人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以葡萄牙人为主,多数出土地点都与葡萄牙人脱离不了关系。同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台湾及冲绳,却不见有类似文物的出土,可能与两地皆未受过葡萄牙人统治或为其贸易据点有关。

 3/ 森达也“明末华南三彩的生产与流通”演讲于5 月3 日举行,演讲内容主要围绕在明代华南三彩五系罐,图为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三彩五系罐。©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关于华南三彩五系罐,待解之谜仍包含了其产地与生产年代。森达也表示,目前中国并未在古窑址挖掘、采集到任何跟华南三彩五系罐相关的破片,这也是为什么长久以来,学者对于这类文物产地争议不断的原因。他表示,在出水有三彩五系罐的沉船上,也发现有一批酱釉四系罐,这些四系罐的胎土、器底中央凹陷及贴花图案等特征,都与三彩五系罐雷同。他认为这些酱釉四系罐是来自广东佛山石湾窑的可能性颇高,因为当地出土有类似器形与花纹的破片,并且一直保有铅釉陶烧制的传统。他进一步推测,拥有类似特征的三彩五系罐有可能来自石湾窑,但目前窑址未曾出土有类似作品的破片。另外,石湾窑地理位置上与澳门接近,葡萄牙人的货物进出都经澳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批三彩五系罐或许是因应葡萄牙人的订制而生产的产品。关于生产年代,根据文物纹饰的比对及排比沉船的年代,约落在16 世纪后半叶至17 世纪前半叶。除了三彩五系罐,明代华南三彩仍有三彩盘、水滴、执壶等的生产,其中三彩盘又可以分为纯画花纹者及印花纹加画花纹者两类,前者器形的特征在于底部中心部分略凹、胎呈灰白色,后者底部则有圈足。这两类三彩盘存在的差异,是否代表制作时代的先后区别,抑或是产地上的不同?这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图4、5)。


4/ 森达也与观众一同研究现场准备的一件华南三彩五系罐。摄影/王怡文

5/华南三彩破片。摄影/王怡文

 

华南三彩在清代,主要的烧造窑址为福建南靖窑及广东佛山石湾窑两地。森达也特别强调,此时石湾窑制作的作品多为模制,胎质松并呈灰白色,施绿、黄、褐三彩,器内壁也涂有铁泥,器形多为罐、执壶等,可见明代三彩五系罐的特征一路被保存下来。这类三彩作品深受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煎茶道茶人的青睐,称其为“新渡交趾”。过去日本人以为这类“交趾三彩”产于明末,而近期可以确认这些产品都是来自清代晚期的石湾窑。这类作品也影响了日本源内烧、京烧等陶艺,出现了“交趾写”的情形。

跋涉千里~陶瓷之路

伊朗与土耳其发现的中国陶瓷


森达也到访无数国家,其中包括伊朗、土耳其等地,除参观博物馆,也深入当地遗址考察。5 月13 日森达受台北故宫邀请,以“伊朗与土耳其发现的中国陶瓷”为题,带领观众探访漂泊千里、身处异地的中国陶瓷器。

 

演讲分为两部分,前半部主要介绍伊朗、土耳其等地收藏有中国陶瓷的博物馆、神庙等,后半段则是森达也曾经造访的波斯湾北岸各个贸易商城遗址。森达也于2001、2014年先后前往土耳其,造访著名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Topkapi Palace Museum,又称炮门宫博物馆)。托普卡帕宫殿由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建于1459 年,直至1853年为止,一直为历任苏丹主要的居住宫殿。森达也指出托普卡帕宫博物馆收藏有不少中国瓷器,其中甚至包括存世不多的元代青花瓷、元代龙泉青瓷及明代前期龙泉青瓷官器。托普卡帕宫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多为口径甚大的大盘,钴蓝料发色艳丽、花纹布排紧密,如“青花莲池水禽图棱花盘”即为一例(图6)。目前多数完整传世的青花瓷皆藏于伊斯兰地区与欧洲,其中伊斯兰地区留存者又多以口径逾20 厘米的大盘为主,原因在于伊斯兰地区的饮食文化是多人分食的缘故。森达也以托普卡帕宫博物馆于2014 年新开展的中国陶瓷相关常设展继续说明,现场可以看到一组银制托盘、其上中间摆放大口径的青花盘,一旁则放有数个玉碗、玉制汤匙,重现当时宫中使用中国瓷器的场景。


6/ 青花莲池水禽图棱花盘,元,口径45 厘米,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藏

 

同时,出现在托普卡帕宫博物馆中的明代前期(约洪武至永乐年间)龙泉青瓷官器,也吸引了森达也的目光。龙泉青瓷官器主要供皇帝及宫廷内部使用,是当时最高档的用器,目前中国明代墓葬仍未出土有这类官器,没想到却流向了几千公里外的中东、西亚地区,森达也说明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官器,应是当时郑和下西洋时作为礼物而运送至此。

 

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外,位于伊朗的阿尔德比神庙及伊朗国立博物馆也收藏有大批的中国瓷器(图7)。阿尔德比神庙(Sheikh Safi al-Din Khānegāh and Shrine Ensemblein Ardabil)建于1334 年,当中所收藏的陶瓷系由萨法维帝国(Safavid dynasty,1501 ~ 1736) 阿拔斯一世(Shāh Abbās,1587 ~ 1629 在位)捐赠,1162 件跨洋而来的珍宝被镶嵌在建筑物天顶、量身打造的嵌柜中,视觉效果非常惊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目前多数的陶瓷器皆移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朗国立博物馆保存。这批曾经由阿拔斯一世收藏的中国陶瓷器,可见一处特殊有趣的地方,即在部分作品上有阿拔斯一世时期的后刻款。同时,伊朗国立博物馆也收藏有现存口径最大、达57 厘米的元青花大盘。


7/ 青花凤凰唐草纹扁壶,元,伊朗国立博物馆,阿尔德比神庙旧藏


紧接着在演讲的后半部,森达也简单扼要地介绍他近年踏察过的各个波斯湾北岸的贸易城市遗址。波斯湾北岸沿海贸易城市包括有尸罗夫(Siraf)、基什(Kish)、Mafruban、霍尔木兹(Hormuz)等,从九世纪起中国商船顺着季风、扬帆航行至波斯湾,在沿岸商城卸下货物,再以陆地运送的方式,最终将商品送往贸易终点萨迈拉(Samarra)或巴格达(Baghdad)。沿海商城中以尸罗夫时代最早,尸罗夫于九到十世纪时便是波斯湾沿岸的大城,在此发现有晚唐到五代、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和长沙窑、邢窑、景德镇白瓷等,但在977 年历经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后,尸罗夫便一蹶不振,直至13 世纪由波斯湾内的基什岛取代其地位。在基什,森达也亦采集到为数不少的元代龙泉青瓷、青花瓷及枢府白瓷的破片。

 

而处于波斯湾与印度洋交界霍尔木兹海峡旁的海港霍尔木兹(图8),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14 世纪后期波斯湾中最重要的贸易商城。霍尔木兹原位于大陆上(称旧霍尔木兹,现仍保存有清楚的城市遗址),在14 世纪中期迁至今日的霍尔木兹岛,郑和下西洋的记录中曾三度来到霍尔木兹(文献称忽鲁谟斯)。霍尔木兹曾由葡萄牙人统治,岛上仍保留完整的欧洲式古城。在此森达也发现不少元青花、明代青花及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14 世纪中晚期的龙泉青瓷:“但其实这个时期中国是实施海禁政策,洪武皇帝不让民间随意贸易。永乐皇帝之后海禁解禁,很多瓷器就来到中东地区,在此也发现不少。这样的瓷器是怎么到这边?有可能是郑和带来的,但这些破片年代又比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来得早,所以真正的运输途径还不是很清楚。”


8/ 伊朗霍尔木兹,欧式城堡为葡萄牙人所建。图片来源/ 维基百科

 

过去观众多是在博物馆看完整、漂亮的传世品,森达也笑着强调:“在遗址里看到的都是破片,没有像博物馆传世品那么漂亮。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破片就像‘垃圾’,但对考古专家来说,破片是很重要的研究材料。我们用破片来研究人类过去的历史、使用的潮流,对考古学者来说,破片都是‘宝贝’。”

 

本文原刊载于《典藏·读天下·古美术》6月刊

文 | 王怡文

图 | 本刊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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